我抵达广州的时候，天空晦暗，清晨的街灯仍然亮闪闪的。4月的天气有点凉意。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图书馆楼梯上等待人们的上班。早起的大学生行
匆匆，校园小路到处都闪现着他们
离的身影。但所有的办公室还紧锁着门，静极了。没有人接应我，只有我和我的行李箱。我们等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在文学院大楼四周围徘徊，在能见得到行李的树下、草场和路边蹬下或站着。磁砖铺就的小路很长，直
的，两旁是青茂的玉兰花树，还有高大的皂夹树。老教授们喜欢在这条路上做早课——散步或小跑。“中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如何报到？”几次拨电话没有人接应后，我冒昧地闻。
“你是来学习的？”一位老者给我回话，我注意到他肌
松驰，鹤发满头都是。“要等到七点半上班，不，起码是八点半。”他挪到我的右侧，仍原地小跑着，好像他要决意以这种方式暗示：这是一种很有效的锻炼方式，他永远不会放弃或松懈。
“我是搞地理教学和研究的，”他很机械地介绍他的情况来“我有三个项目拿过科研奖，要是您愿意打消寂寞的话，我曾收到过市长秘书的邀请函，参加一个研讨会，后来呢，因为要
昂贵的会务费——什么都是钱，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不值得一顾了。再后来呢，我决定多举行一些讲座…”“你业绩真够多，足以授予革命烈士了。”
一个声音忽然传来。我们很快注意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着溜冰鞋，箭一般通过我们中间。他染一头红发，上身穿一件长过大腿的黑衬衫，外面套着短短的白T恤，下身穿着肥
子，散着腿。滑起路来，腿像扫把一样扫过地板。老先生日瞪口呆，停住了小跑，一丝惊愕的表’睛掠过了他的脸。“越来越不像话。”很久，老先生才收回那眺望的目光，脸容认真、严肃，又生气地瞧着小男孩消失的路端，好像打算把他痛骂一顿，但他很快开始了他的原地小跑，步履茫然又急追。
“其实也不能全怪他，都是我们大人的行为这样规范他的。”他好像自言自语地向我这位陌生人看过来，又低下头去看了看他的脚步，仿佛踩车的人探下脑袋去瞧他的车轮是否转动一样，很别扭。
“这座城市，”他漫不经心地说“即使你去过世界上所有历史的城市，到了这里还是会一样，豪华的建筑，熙来攘往的人群，油嘴滑舌的商贩，都是一样，是不是？”
他是要我回答吗？我拧起眉毛，不知所措，我实在想不出比“也许”更好的答案。我说：“也许是吧。”
“你大概还不知道。”老先生分明很失望，他沉思着，又很健谈地接着说下去，好让我能够理解他。“你看这里人来人往，行
匆匆，他们忙什么去你知道吗？他们根本不需要与我们勾通。我们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我常常形容自己是个可怜的人，跌倒了，到处碰壁，不认识任何人，水远不知道跟谁说话…”老先生越说越显得健谈，显得
情，显得精神烁然。我想他所描述的情景就像1746年的盂德斯鸠一样糟。“对我来讲，随着我的作品的增加，我的精力
渐衰退。然而我将近写好了十八本书，还有八本等待修改。”孟德斯鸠因此双眼白内障，工作极为不便，他把自己描绘成“可怜的人”、“永不知道跟谁说话的人”人们不关注他是谁，书商甚至也不认得他，但他们逢人便说：“先生，请给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札》吧。”这本书给他们带来暴利。几百年来，这地球上的形体被不可理喻它的人们肆意雕刻琢，但有些东西任谁也不能改变。孟德斯鸠永远活在某些人的心里，书商也还会逢人便说：“先生，请给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札》吧。”于是我不再犹豫。“我和你的心情一样。”我向老先生点点头。
这回，他晰白的脸立时通红了血。他用着几乎被哽住的声音向我表示他的回答：“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
他已经停下那腿双的运动，凑近我，抚了抚我的肩膀“你带笔吗？”他说。没等我回话，便从我的上衣袋里拿出钢笔，庄严地看了我一眼，就握着我的手。“瓣开你的手。”啊，他要在我的掌心写下什么了。
“85217191”把我的手捧起至
前，他写道“你的朋友，陈大伟…”我生动地看起他写字的样子，深思起来。
我都二十多岁了…我想，要是跟一个受过教育的八十岁老头子比一比，有多大的不同啊！他有知识，有信仰，有智慧，有过成就。
我会不计较这个区别的，就跟这座城市的大光明和小影儿也得了原谅一样…我回想当初我
朋友时，往往因为他（她）无意中的一句听起来不诚实的话，因为他（她）没有爽快地斟完一杯酒，因为他（她）不陪我去吃牛串，就丢开他（她）。现在我自觉地不计较了这一切，倒不是出于克制自己，而且仿佛他（她）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似的；有许多从前会使我讨厌的事情，现在却让我感动。这都是出于我对自己身上所缺少的东西的热爱。因此我诚恳地向那位老先生伸出我的手，并且非常感激地：“我一定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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