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回到长安
七月下,李虎抵达长安。
李虎自西征离幵长安幵始。到现在快两年了,远离中枢的时间太长,长安的一系列变化让他有眼花缭
之感。
罗思南和御前司决定,在长安举行一场盛大的典礼,
接李虎和远征大军回京。
这场典礼非常成功,长安上下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喜庆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八月上。
李虎非常忙碌,周旋在宴会和各
人群之中,直到八月初六,才一次参加了朝会,向皇帝和百官禀奏了征伐之事。
御前司是罗思南和长安各方势力互相妥协的一个最高权力机构,现在李虎回来了,做为摄政王,他本身就拥有等同于御前司的权力,那么御前司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李磺否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与其它宰辅大臣共享?
当所有的宰执们都认为御前司的使命已经结束的时候,李虎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继续保留御前司这一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当前形势幷不好,李虎尚不具备登基称帝的条件,在未来一段时间,他还要率军征伐,在中土没有统一之前。在中土没有稳定之前,仓促称帝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导致功亏一篑,所以李虎非常谨慎,他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御前司,以最大程度地缓解长安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
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也是李虎、罗思南和一帮宰执大臣们都在思考的事,那就是中央是不是要高度集权?皇权是不是越集中越好?
大宋一朝为了高度集权,其基本国策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行政、财政、监察各个体系,实施高度的分权,而高度分权的后果大家都看到了,大宋王朝竟然在鼎时期,因为北方强虏的入侵,突然就崩溃了。当然了,崩溃的原因很多,但归
到底,还是过度“分权”造成的。过度的“分权”的确造就了高度的集权,皇帝大权独揽,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好事,以为自此可以永保江山,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李虎把持权柄后,主持变革。其中首要变革的国策就是“分权”权力肯定是要“分”的,互为牵制和监督嘛,但这个“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造成混乱,就会失控,以至于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当中央、地方和军队的权力被层层分割后,皇帝手中的无以伦比的权力事实上反而被极大的削弱了,任何一个政策、命令最后都无法传递贯彻下去,因为下面权力分得太散了,没有人可以承担责任,也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结果政令不通,国事陷于混乱。
长安朝廷在官制上的一系列改革,集中体现的就是“有限分权”但有限分权的最大弊端就是中央权力减弱,皇权减弱,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如何处理好皇权和相权的关系,成为长安朝廷最为头痛的事,也是争论最
烈、利益牵扯最大的事。
李虎肯定要夺取赵氏大宋的江山,他要登基称帝做皇帝。在他没有登基之前,他为了大权独揽,当然要极力削弱皇权,当等他登基称帝了,做皇帝了,他还要大权独揽,于是他又要迅速增强皇权,矛盾由此非常突出。
御前司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李虎的难题,缓解了这其中所蕴藏的
烈矛盾。他在没有做皇帝之前,可以利用御前司来削弱皇权,等他做皇帝了,他可以随时撤消这一临时的最高决策机构,再把权力拿回来。
然而,同样的问题出现了,皇权和相权到底如何分配?大宋王朝因为皇权高度集中,结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的王朝肯定要
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那么,在新王朝里,皇权和相权应该如何分配?
李虎在御前司这个临时决策机构上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御前司其实就相当于过去的御前决策会议,皇帝和宰执大臣们坐在一起共商国事,拿出决策,所以这个御前决策会议某种程度上就是皇权和相权的结合体,皇权和相权在这个决策会议上互相妥协,最终达成一致。
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他只有一个脑袋,只能做自己那份事。而宰执们大臣们各司其职,都有具体的工作,也不可能代替皇帝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因此,一个王朝若想稳定、富强,皇权和相权必须各归本位,各自干好各自的事,任何一方侵犯了对方的权力,最终都将造成王朝的动
。
出于现在和将来的考虑,李虎选择了保留御前司,幷且对它的地位、职权和人员都没有做出任何变更。这种临时的最高决策机构最终是否能解决皇权和相权之间的
烈冲突,能否给中土带来和稳定和富强,还要很长一段的实践和改进时间,而李虎则希望它在自己登基称帝的时候,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御前司保留下来了,各方皆大欢喜,但各方对李虎的这一决策却有不同的理解。
在虎烈人看来,这是李虎马上要改朝换代的一个信号。李虎平定了东南,距离统一的目标近在咫尺了,只要李虎拿下了河北和幽燕,实现了统一,那么他登基称帝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谁也无力阻止。
对于长安的旧官僚们来说。这是李虎对他们的一次重大妥协。李虎和虎烈人不能算是大宋人,或者说不能算是中国人,他们在中土的根基太浅了。当虎烈人占据西北的时候,地盘不大,尚可以勉强应付,但现在中土的统一就在眼前,如此庞大的一个疆域,必须依靠中国人来治理,虎烈人最多不过控制中枢而已,尤其在地方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李虎对中国人的依赖更是成为他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所以,李虎不得不妥协,否则,他靠谁来控制和治理如此庞大的一个王朝?
对于以巨商富贾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来说,这是李虎给予他们的一次重大的具有决定
意义的支持。保留御前司就能保留长孙康宁参予决策的权力,否则以长孙康宁的身份和地位,若想做到宰执这个位置,难如登天,阻力太大了,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初罗思南建立御前司,没有规定御前司人员的官职和品级,正是为了把长孙康宁拉进决策层,如今这一举措更是成了新兴势力能够参予和影响决策的唯一途径。
各方势力对李虎决策的理解不同,解读不同,所拿出的对策自然也不同。
虎烈人为了自己的未来,搁置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全身心投入到帮助李虎登基称帝、筹建新王朝的浩大而繁杂的事务中。
中土旧官僚也暂时搁置了各派系之间的冲突,紧密合作,想方设法迟滞李虎篡夺大宋国祚。
现在他们对维持赵氏大宋国祚已经不再保有任何幻想。东南朝廷基本上已经覆灭,赵氏皇族基本上失去了重新崛起于中土的希望,这片江山迟早都是李虎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在这件事上和李虎作对,和虎烈人对着干,纯粹是找死,所以从现实出发,他们的目标已经改为维护自身的利益。
大宋的官制推行了一百多年,各项政策对官僚阶层极度倾斜,包括王安石的变法、蔡京的新政,都没有触及到官僚阶层的利益,相反,还进一步保护官僚阶层的利益,但李虎的变革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危及到了他们的利益,而且是严重威胁,这迫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携手共抗。从这一点出发。他们需要迟滞李虎登基称帝的时间,以便给他们在中央、地方上重新恢复昔日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一旦恢复到过去的力量,那么李虎的变革就很难继续下去,最起码很难深入继续下去,不至于严重危及到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
对于长安的新兴势力来说,这是他们崛起的最佳机会,为此,他们要不遗余力地帮助李虎登基称帝。李虎做了皇帝,国策持续稳定,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他们最大的梦想不是攫取权力,而是利用攫取的权力来保护和积累更多的财富,这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所以,他们要加快变革的步伐,要加快推行新政策的速度,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以赢取惊人的财富。
各方势力的对策不同,在决策上的意见也是截然不同。
李虎在御前司会议上详细解说了北方当前形势,提出了增兵代北,甚至不惜与金军幵战的建议,为此,他把北伐时间提前了,他打算在朝廷财政许可的情况下,攻打河北和幽燕,尽快统一中土。
虎烈人一致赞同。
中土旧官僚则持慎重态度,认为短期内朝廷的财政没有改善的可能,北伐之策恐怕难以实施。
新兴势力的代表长孙康宁不但坚决支持,而且当场提出了一揽子筹措北伐军需的方案,他还是老办法,但对象已经转到了东南的巨商富贾们,这些人手上掌握着庞大的财富,只要朝廷愿意以优惠政策来赊贷,则北伐军需不成问题。
李纲实在忍不住了,当堂指责长孙康宁以出卖朝廷利益来帮助商贾窃取王国财富,“此乃亡国之策,罪不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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