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经典力量的非单独性影响(初稿)
作者导言: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著作开创了后世诸多学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由他亲自创办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是当时希腊文明最为重要的一支学人队伍。而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思想则在东西方文学史上各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后世的作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无疑是有着相当的地位。很多人都认为,是他首次明确地提出的观点在中国作家的脑海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西方对于这种观点却不是采取完全赞同的看法,纵观西方的大部分作品,带有这种观点的写作风格并不是十分的明显。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初期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
传下来的这种写作手法为何在东方要明显于西方?本文将从文学、电影学、戏剧学、美学各个层面来分析这个在文学史上有着极大争议的“亚里士多德悖论”从而进一步提出作者的个人概念“非单独
影响”
一、亚里士多德、布莱希特和阿尔托:原初经典的嬗变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面,洋溢着西方人对于文学理论的最初看法。这是最早真正意义上谈到文学理论的著作。在《诗学》中,他首先谈到了人的天
和艺术模仿的关系,构成悲剧艺术的成分,悲剧的功用,情节的组合,悲剧和史诗的异同等等,然而有一种观点,却是一直被后人所推崇并称为经典,那就是他对于行动的模仿观点和诗评不应套用评论的政治的标准观点。这两种观点一直被称为西方艺术史上的圭臬之见。
然而这种圭臬之见却在后来的集大成者中间慢慢的受到了微妙的改动,在20世纪以前,关于对《诗学》的改动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上;然而20世纪《诗学》遇到了最强有力的改动——布莱希特和阿尔托对它进行了理论
质的修改。
第一个在理论上修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是和梅兰芳、斯坦尼拉夫斯基并称世界戏剧三大体系的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他明确提出了“非亚里士多德戏剧”他主要反对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即“怜悯与恐惧说”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亚里士多德式的”或“戏剧的”叙述方式产生了一种强效的高于现实的幻觉,其核心特征是一种演员和观众对戏剧角色过度的移情。布莱希特要求达成“陌生化效果”使观众能对角色进行理性的批判而不是被动的让戏牵着鼻子跑,从而在角色、演员、观众三者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又彼此间离的辨证关系。布莱希特剥夺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的魔力,把马克思改造世界的理论在他的戏剧实践中实现了:不再模仿日常生活的现实,使观众中的间离代替了移情,观众不得不启动大脑调遣理性去深思蕴涵于这个寓言故事中的道理,即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种种。布莱希特的最终目的是要观众在思考以后采取行动来改造世界。
而阿尔托突破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阿尔托追求的戏剧本质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打破一切社会的
忌,以非理性的行动直接冲击感官,从天
、本能出发创造自己的真戏剧,是一群遁世者探索人生的苦修。在阿尔托的理论里,摹仿虽然要真实,却是以摹仿者与摹仿对象的分离为前提的。其目的是要以戏剧来直接干预甚至取代现实的资产阶级生活——这种生活在他的观念里充满了虚伪
——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理论认为戏剧是“摹仿”或“反映”生活。从这种理念出发,阿尔托认为的“戏剧里最起作用的是恐惧”是与作用于
体、与原始的神秘和
狂息息相关而决不能等同于亚里士多德作用于情感的“怜悯恐惧说”
阿尔托较之布莱希特则走得更远。布莱希特推崇理性,而阿尔托崇尚直觉,
超越所有标准的结论,进而超越所有程式化的感觉,于是他的戏剧实践根本就不需要故事与性格。在他的那些给予后人重要影响的浪漫的宣言里最反对戏剧工作者把精力放在撰写剧本上,特别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剧本。他强调的是与观众产生直觉的交流。
在单纯的戏剧理论层面上分析,布莱希特和阿尔托的戏剧理论仅仅是在理论的层面上与亚里士多德有一定的补充和修正。在受布莱希特和阿尔托影响的戏剧实践中,很少有完全实现这两位大师理想的作品。特别是阿尔托的极端理想:除了格罗托夫斯基的戏剧实践可以作为阿尔托戏剧的理想范本以外,大多数打着阿尔托招牌的实践其实是运用布莱希特的方法宣扬阿尔托的理念,用之以达成布莱希特改造社会的目的。
还应指出,现实里的大部分作品都仍离不开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影响,在这些创作中都可以看到两种理论甚至三种理论的杂
形式。而无论是阿尔托还是布莱希特,都在不自觉的隶属成了亚里士多德派的后学者。
二、布莱希特:伪亚氏学派的伪开明思想
任何一种带有庞大体系和包融
的学科,它的纯正
在后来会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因为各种细微文化的渗透和侵入都会给这种大文化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说中国理学思想对于儒学思想的影响,以及罗马文明对于希腊文明的影响,这些都是明证。
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思想
传到中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事情,《诗学》在中国最早的译本是的是著名作家、散文大师梁实秋先生的《亚里士多德和<诗学>》。这本书介绍的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两大著名观点——行动的模仿观点和诗评不应套用评论的政治的标准观点。梁实秋这种思想带给中国作家就是“主情主义”作家群的诞生,这种作家群树立了当时中国最早的布尔乔亚精神:自由,民主,讲求形式。而林语堂在《小议“自由言论和无政府主义”》一文中也明确提到“关于这种最为流行的写作方式和思想模式,大抵是受亚雷斯托(亚里士多德)泛自由论的影响罢了,亚氏的思想乃是欧洲数千年前的
华所在,如今蔓延至亚西亚诸国,大有燎原之势”
这大概就是亚里士多德诗评不应套用评论的政治的标准观点的看法,这种看法使当时西方和东方的诗人将写诗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新浪漫唯美主义高峰——直至现在这种高峰仍在以一种叫做“新历史主义”的方式在传承延续。
而中国作家们对于这种不受政治干预的思想却声称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其实在更多的层面上体现出了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一种衍
——这种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就是在蒙田随笔集中所说的“文学精神”而作为亚里士多德所在的那个时代,绝对民主的文学精神本身就是不存在的,亚里士多德在他《政治学》和《雅典政制》这两部传世经典作品中,他一再表示了他本人对于政治的原初看法“中等阶级统治的国家最好”、“我期望能够看到奴隶和下等人永远丧失自由”这些过
的语言显然不是一个怀柔主义者所说,这一切完全应该归结于一个铁血主义者的陈述。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面这句话的解释却不是现在人们看到的那种极为通俗的语言。其实关于这种观点的补充最早完全可以上溯到布莱希特对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修正,布莱希特受尼采和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相当严重。而这一切似乎决定了他在修订亚里士多德理论时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将当时关于民主的政治思想放到了一个绝对的权威里面。我们现在无法设想当时布莱希特将民主思想归结到亚里士多德名下的意愿是由于他自己思想因素的主观原因还是当时社会因素需要把亚里士多德抬出来作为一个旗号,这一切并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其现代
显然不是他的先知先觉,而是类似于布莱希特之类的后学者加以添加的,而我们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同时,也不经意的继承了布莱希特的理论。
三、阿尔托: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构建和完善
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最该诅咒的事,
就是一味沉溺于形式,
而不能像那些被活活烧死的殉道者,
在焱焱柴堆中发出求救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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