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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某大学2001年第1期的学报。在这期学报上发了我的一篇书评文章，可笑的是作者不是我，而是这家学报的副主编（学报没有主编）。我的那篇书评写于2000年3月10
，在当地两家报纸发表。并收入了我2000年12月出版的散文集《书缘》中。《学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只是换了一下题目和作者，在倒数第二自然段加了百余字。我的作品早在八十年代初就被人抄袭发表过，不过那位抄袭者是一个尚未出道的文学青年。真不明白，一个堂堂的大学副教授，学报副主编，竟然剽窃别人的文章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学报上，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而且在这期的学报上发表文章的几个教授、学者都和我很熟悉，都读过我的《书缘》，其中一个教授还为我写过书评，我想那位副主编一定不知道这些，否则，他不会给同事们留下这个笑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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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泉村志》的出版曾让人欣喜不已，当怀着兴奋的心情虔诚地去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本编写
糙，错误百出的书。地方志应是详细记载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概况。举凡山川、疆域、建置、物产、气候、城镇、户口、风俗、方言、古迹、艺文等，无所不广泛搜罗，详细记载，一部地方志就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可这本村志错漏百出，一些大的事件也未记载，让村人感到骄傲的，在古县志上文人津津乐道的古泉连珠也只提了一句。在“人物”一章中，一些在外工作的，在文艺界、学术界取得了巨大成果的画家、作家、教授，以及一些正局级国家干部也未收入。在志书中人物的记载不仅记录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有影响的也要记载。解放前村里有个地主，管辖着周围的五六个村，有
有人，也有人命案子，后来跑到了台湾，他的小传也应载入村志人物篇的。这本村志内容编排混乱，村集体历年来受到上级的表彰的荣誉表却放在了人物章节…编纂村志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志书的编写只是实事求是的记载历史事件，而不能带任何的观点。初稿写出来后，要广泛地征求意见，尽量减少错误，以免贻误后人。很好的策划却产出了一个先天发育不足的畸形体，让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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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资料编目索引》（1949。10—1974。12）是杨州师范学院图书馆1976年6月编写出版的。全书500余页，分“生平、思想、事业”和“作品研究”两大类，并附有鲁迅年表，鲁迅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简介和鲁迅名、号、笔名录。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工具书。
书中凡是有关鲁迅的文章和专著皆注明了出处，可从头到尾也没发现一篇有关周作人的记录，而实际上周作人写了不少有关鲁迅的文章，并出版了三本有关鲁迅的专著，第一本《鲁迅的故家》，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第二本《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第三本《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周作人的文章和专著为何没有收入其中呢？仅仅是因为周作人在沦陷时期曾经附逆？
编《鲁迅研究资料编目索引》的目的是为了做学问，是为了研究鲁迅，不是搞政治。周作人是中国文坛上的大家，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不能因他的错误而抹杀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研究资料编目索引》一书连鲁迅亲兄弟的作品都未收入，这本书的价值及可信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研究鲁迅不应该从1949年开始，二、三十年代，各派别与鲁迅的论争文章也该收入，那样才让读者认识一个真实的鲁迅，不能因
泽东说“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就把鲁迅当作文坛上至高无上的神。应该是还鲁迅一个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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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的封面上方，有四个比刊名《收获》还要醒目的字：巴金主编。
据报载，巴金已是百岁高龄了。每天只能躺在
上，说话也靠女儿李小林看他的口型为客人翻译。俗话说在其位要谋其政，据说中国作协换届时，主席一职也是由根本无法到会的巴金连任的。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巴金确实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贡献，人们都知道《收获》副主编李小林是巴金的女儿。但并不是杂志不挂你的名字，人们就会忘记你。如果杂志需要打巴金的牌子，完全可以用名誉主编，那样谁也不会有异议的。
巴金已过百岁，一旦驾鹤西去，杂志再打谁的牌子呢？ ｍ.ＰＩｎＧＧｘS.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