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刀锋上行走
　　　读完《刀口上的汁》是在一个晚上。

　窗外夜沉醉，心中充溢的却是毁灭感，灯火万点里险象环生。生活、道德、命运、人格、爱、、恨、…身外的一切物质，身内的一切思，无一不悬在一把锐利无匹的刀锋之上，蹀躞前行。

　发现了，足了；也惊悚了，茫然了。

　爱情行走在刀锋上

　这个命题，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美人鱼的故事，爱情驱使她在刀尖上舞蹈，最终抛给她一个虚妄的泡沫。她是否真的在泡沫之中飞升，得到了一个不灭的灵魂？我们不能确定。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她为爱而亡，并由此得到一个结论：爱情是一种冒险。

　是的，不管对于罗丽还是马鲁来说，这句话都适用。

　罗丽是个单纯的女子，她以义无反顾的姿态还原了爱情的本相：无所求，无所惧，无所谓高尚卑下，无视理性与智，无视道德与法律，无关乎社会和人类的宏旨。爱，仅仅就为了爱，如同飞蛾扑火，即使寸寸成灰，也只是为了火本身。在如今这个文明益物化的时代，爱情要么失在钻戒、名车的眩光里，要么隐藏进虚拟的电子空间自言自语，缺少了情与感的灌溉，已渐颓败、萎缩、僵化，显出行将死亡的迹象来。看得出来，在小说家赵大河心中，罗丽的爱无疑是一滴澄澈圆润的清，负有苏生真爱的重要责任。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马鲁那里，爱情最初是缺席的，望是主角，爱的舞台上上演的是一场别游戏，是这一滴爱之清改变了一切。请想像这样的一幕：空阔黑暗的舞台上，一个人昂首伫立在正中央，阴郁，狷然；有钢琴的声音远远响起，叮叮咚咚，咚咚叮叮，渐渐大起来清晰起来，音明净无伦，是李斯特的《泉水畔》；随着“泉水的涌”幕布慢慢拉开，一道金黄的光进来，仅仅一束，但却照彻整个舞台；音乐急遽变化，《欢乐颂》轰然作响，那个身影开始动起来舞起来飞翔起来，姿态曼妙无伦，七彩佛光普照世界…情节虽然是虚构的，爱情的力量之大却是真实的。胡兰成曾在《今生今世》中说：小的时候看花是花，看水是水，见了屋檐边的月亮有思无念，人与物皆清洁到情谊亦即是理性，而遇见了张爱玲“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还有一个更近的实例，2004年的《法制新闻报》上刊登过一件真事，一个越狱犯改头换面生活了三年，爱上一个纯洁的女孩后，深感做人光明正大的必要，遂毅然辞去部门经理之职，返回监狱服刑。

　一个人的爱是残片，两个人的爱才圆满。在“生命中的一次闪亮”之后，罗丽和马鲁的爱情开始走向圆满，同时也由游戏的刺转入实质的冒险。先看罗丽，摆在她面前的是两份爱，代表的是两种生活两种幸福观（请原谅我不用象征派的分析，这里我只想谈爱情本身），她把爱献祭给身份诡谲来历不明的马鲁应该算是盲动的冒险，了解马鲁的犯罪经历后主动投身亡生涯则是清醒的冒险。马鲁更甚，这个利己主义者本来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因而轻爱情和女人，及至获得新生之后，却置此时更显宝贵的生命于不顾反而去就爱情，自此走上更艰难的险途。从物质的现世的观点看，他们似乎是由幸福走向沉沦；从精神的感的角度看，焉知他们得到的不是更高、更大、人类一直梦寐以求的那种幸福呢？

　一言兴一人和一言废一人，都有悖于“叩两端而道中衡”的公允原则，是左左右右年代斗争策略的遗留，绝对不可取。评价一个人其实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对罗丽和马鲁也是如此。但是，单就爱情而言，谁都可以轻易地肯定，他们的爱情已经达到了俗世难得一见的绝妙佳境。看吧，他们时而小心翼翼噤若寒蝉，时而物我两忘翩翩于飞，在刀锋上行走出一种美丽、一种超拔、一种气魄，直刀锋之下众多观望者的眼，让观望者照见自身的委琐、怯懦、可笑，因而在物横的生活中暂时清醒那么一阵儿。

　这就足够了，不是吗？

　道德行走在刀锋上

　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迦托—奥义书》

　姆在小说中引用这句话，并不是想向读者推荐吠陀经哲学，他说“我想的只是拉里”正是这样，在此我想的也只是马鲁。

　陈思和教授在编当代文学史时，以“共名”和“无名”来表征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借用他的界定，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以往的“共名”状态下，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评判受制于统一的标准。从1949年的《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起，到《保卫延安》、《三里湾》、《黎明的河边》、《红岩》等，政治的、革命的道德观支配着文学的全部。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文学开始不自觉地进行反思，寻找着自己的道德尺度。此后，虽然文学继续行走在“高大全”的主之上“涌现”出像《第二次握手》、《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作品，但主之下那一股潜从来就不曾停止过，并且不断纳入新的认识，汇，冲击，蜿蜒前进，丰富壮大着自身，终而在主之侧形成一个个强有力的涡漩，裹挟着文学之舟驶入“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文学开始自觉地消解甚而颠覆着旧有的一切，《大话西游》就是最为成功的范例。这里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无名”时代的文学在进行一番破坏后，似乎都在建立着什么，但因其庞大与繁杂，互相之间又有抵触和消解，结果并未建立什么统一、稳固的新标准，道德因而也呈现出“无名”状态。

　这就该说到《刀口上的汁》对于“无名”道德的贡献了，也就是马鲁这个形象的意义。

　马鲁是一个孤独者，曾经的躁动犯罪决定了他在法律层面上的宿命，因而他只能把灵魂放逐。可是，如前文所言，真爱拯救了他，他的灵魂得以重生。这个时候，生命还是那个生命，但生命之袍的里子变了，在道德层面上，不再是善与恶共存中此消彼长的持续，而是一种彻底完全的摒弃，如同虫向蝴蝶的嬗变：蝴蝶已经是一个新的个体，我们不能不说蝴蝶曾经是虫，也不能不承认蝴蝶是美丽的超脱于虫的生灵。这就不同于以往那些仅仅以反面形象的闪光点来打动读者的作品——在这种作品里，我们可以以善恶各自占有的比例，三七开、四六开或五五开地进行道德确认，最终给以“是好人但有点坏”或“人没有完全泯灭的坏人”等诸种评价。

　“条条道路譬如今生，种种是非譬如昨死。”去旧皮囊，证得“常乐我静”佛言涅槃，若不论灭除生死因果，但以俗世俗事入之，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境界了。自人类开化至今，我们所有的道德教义存在的理由，不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达成道德上的涅槃吗？可是，当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产生后，我们的社会规则却并不悦纳，反以法律条文予以终结。这一赫然的不合理性，导致了灵魂救赎的失败，或曰导致了世俗认可层面的失败。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对社会秩序的游戏规则没有制定权，但我们要维护我们神圣的评论权，至少在规则与道德的掣衡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马鲁为道德评判与规则制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是否应该更关注目前、当下、现时的灵魂？

　如果赵大河与马鲁的分量还不够，那么请想想欧？亨利和《警察与赞美诗》吧！我们既然发现了“无名”道德中的“这一个”不去盛赞与宣扬也就罢了，最起码也施以援手，哪怕是施以关注，只求莫使方获救赎的灵魂重堕万丈深渊。度人即度己，拜托！

　写作行走在刀锋上　

　毫无疑问，赵大河的写作正行走在刀锋上。不管是他自觉进入还是当下文学的普遍处境决定的，这种写作状态都很有代表，很有研究与探求的价值。

　从文本出发，这种刀锋状态的直接体现就是写作审美的两难。

　其中，主题审美的两难最为明显。

　四川作协的周冰心这样评《刀口上的汁》：“带有‘叙事侦探式、怪诞的哥特罗曼史’特质…嫁接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通俗、离奇元素，将小说可读提高到‘视觉’媚人的层面。”的如是，这部小说以媚人为首义，强调眼球意识，将视角对准爱情，辅以神秘惊险，先是《百年孤独》的预言式开头，后对人物身份认知层层设疑，终而托出“纯情少女和嫌犯的旷世之恋”既曲折动人又浪漫人。

　然而，正因为爱情主题的媚惑色彩过浓，结果淡化了一个本应很强大甚而具备长远意义的道德主题。孰轻孰重？是得是失？读者诸君，见仁见智。就我个人而言，比较认可奥地利作家布罗赫的小说定理：“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作为小说而没有发现存在中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部分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

　主题审美的两难是决定的，势必会影响到文本的方方面面，譬如语词审美。

　这部小说的语言淡雅，紧凑，蕴藉，显示出作者的知识分子审美观，但又因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商业，从而部分地舍弃了一些语词潜在的文化意味。譬如“汁”一词，在当今网络时代频频出现，已携带上了新的意味，显然与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相去甚远，就像最常见的“红杏出墙”丧失了本来的诗词意蕴一般。

　归结底，我们的问题——或者应该说我们的文学的问题，只有一个：是该陷落于刀锋的某一边，或致力于维护前人所谓文章之大义，或完全适应现代节奏的受众阅读心理？还是就此不偏不倚或略有偏倚地走下去，既不失前者又合后者，并走出一条新路子，建立新的文学规则？

　如何选择，恐怕就不单是赵大河一人之事了。

　世界悲喜莫名，跟随一个阅读者的心… 　Ｍ.pIＮggＸＳ.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