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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首领”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旗下,在青天白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广州——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2)华盖罩命即“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3)指凌叔华。

 (4)“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5)“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245页注(3)。

 (6)“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8)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m.pINgG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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