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上网浏览了几篇网文，发现一些博客和文学网站的写手对特色国度的学者显得陌生，尤其是对学者的言论极不理解，好像从桃花源里走出的秦人。他们对专家学者的言论心存疑虑者有之，极为不满者有之，甚至还有满腹牢
横加指责者。例如某教授预测楼市在三年内呈上涨趋势，可不到一年就跌了害得房奴们大呼上当受骗；某经济学家预测某股市会继续走红，结果是经济学家的话刚落音，这股市就大跌了，骗得部分股民放心投入后亏血本而痛悔不已，有的跳楼。他们非常纳闷，如今的学者专家怎么啦？他们的预言就怎么那么没头没脑啊？！果真是学者专家没头脑吗？不是。那是你没看清如今特色学者的真面目。我以为这完全是特色条件下的正常现象！上述两例不过是专家学者故意犯下的最低级的“失误”
秦人看了这样的低级“失误”也大惊小怪，如果看了那些更加惊心动魄的“失误”你不吓个半死也会瞠目结舌！这种现象还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1958年1月，广东汕头报告了晚稻亩产3000斤。一个月后，这个记录就被贵州金沙县一季稻亩产3025斤打破了。入夏后，全国小麦“卫星”目不暇接，争相耀眼。6月12
，《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之后，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对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6月16刊于该报。他提出：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经钱学森科学计算，得出了“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的结论。钱学森在科技界可算是响当当的人物吧，可他在建国初期为
合红色领袖大跃进的思
，对报刊上发表小麦亩产两、三千多斤的报道不但不批判指正，反而“科学论证”其产量可在此基础上提高二十多倍①。在那时，亩产两千多斤就够大吹牛了，还要达到二十多倍不就是四万多斤吗？把个红色领袖哄得喜笑颜开，农业大跃进有科学依据了啊！你是否会责怪钱学森不懂科学？那个时候，他能讲真话吗？开国元勋彭德怀讲了真话，其下场也是那样可悲，何况一个小小的钱学森！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他不得不作出这种明哲保身的选择！钱学森的无奈选择人们可以理解和同情，可有的人为了抬高红色领袖而大出风头的做法就遭人唾骂了。1967年，湖南醴陵的数学教师周有华到北京宣讲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声称根据
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物理学中的场论，将矛头直指相对论。这篇妄作虽被当时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否定，但1968年仍然组织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将爱因斯坦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野蛮批判。周有华也由此成为活学活用红色领袖思想的大红人。只可惜他在当时虽然骗得了一时的功名，却落下了永世的骂名。专家学者除追求功名“失误”外，在经济利益
惑下更有“失误”的。2005年，一个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副院长董书宁任组长、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对四望嶂矿区安全情况提出论证意见，其结论是：“所开采的煤层大部分都已在水淹区影响范围之外，其正常条件下开采是安全的。”可就在这个鉴定签字几个小时后，被这个专家组认真考察过的广东梅州大兴煤矿却发生了一起123人遇难的特大矿难。天哪，123人的矿难，居然在专家组眼皮底下发生，这还算“开采是安全的”那不安全的又会是什么概念呢？大概要死伤成千上万的矿工或发生更惨的事故吧！是专家组没有检测能力吗？不是。很多安全隐患，别说是高级工程师、专业研究员，就是普通矿工都能发现啊。是专家组没有安全隐患的检测设备吗？也不是。一个21世纪的省级煤炭科学研究院，连检测煤矿安全隐患的设备也没有，那只能哄学前班的孩童！是专家们在沉甸甸的红包面前写下了置矿工生死于不顾、违背实际、泯灭良心的罪恶鉴定。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很多“豆腐渣”工程的学校、防洪大堤、桥梁，哪一处不是由专家验收后评为合格甚至优良工程啊！就连“大头
粉”都敢评个“优质食品”！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们丧身在“豆腐渣”工程中！不知有多少婴幼儿深受其害！还有既体现政府意志有体现企业老板意志的权威鉴定，更是让老百姓有苦难言、无所适从。（为了在述评中不出现自动屏蔽和被网站编辑感到政治
感的词语，在部分叙述中，我们只好删掉事件的人名地名。）有个在企业长期从事接触矽尘工作的员工，患上矽肺病，并且经医院检查确认。可企业就是不承认（该病系职业病，企业要负担医药费），理由是非政府指定职业病鉴定医院的鉴定无效。而政府指定的医院所作的鉴定结论居然不是矽肺病！可怜的这位小员工经多次上访无果后，走上了开
验肺的悲惨之路！谁都知道，以如今的医疗设备检测手段，要诊断矽肺病那简直是轻而易举，根本用不着开！把个矽肺病患者说成非矽肺病，检测者可以得到企业老板给的的好处，老板则可以省掉许多医药费！这在特色国度里并非什么秘密！别以为这就是最雷人的活人鉴定，还有更使你触目惊心的啦：有家台湾企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先后出现十多人跳楼自杀事件。企业老板不但没有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追究，反而有专家教授替老板辩护，说那是跳楼自杀者个人原因所致。“一个企业的员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频繁地跳楼自杀，确实暴
了企业转型中的员工心理危机问题。”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系主任、心理学教授孙红就这样说。可惜孙教授研究的范围太狭窄，如果他对抗战争时期那些不堪忍受日本强盗蹂躏而投井、上吊自杀的女同胞们也作个“心理危机问题”的结论，那将是对大东亚共荣作出巨大的贡献！对文革中那些投水、跳楼、服毒自杀的人群（当然包括邓朴方在内）还是作个“心理危机问题”的结论，那一定会成为享誉中外的“文革”大功臣！秦人也许会发问：专家教授如此胡作非为草菅人命，老百姓为什么不到政府衙门上访告状呢？说得轻松，老百姓上访谈何容易！近来披
的湖北省的法官冯缤为解决
子的劳务纠纷问题，两年来已和他所在的孝感中院打了两场官司。不服判决，穿上法官服到省高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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