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一个莺飞草长，乍暖还寒的季节。天灰蒙蒙的，雨丝稠稠糊糊，让人情愁意郁。又身处异乡，面对凄苦的一家，沉甸甸的内心好不惆怅。此时，我乘他家正在张罗丧饭之间，徙步到门外古河畔，面对几百年来承受惠山涧水冲涮的班班石堤青苔，思绪
绵…受街道组织派遗，匆匆乘火车驰达江南名城无锡为一个老艺人送葬。老艺人姓高，是个典型的苏南汉子，矮墩的个子，黄松多绉的面庞，厚嘴
，宽鼻梁，板牙外翘，声音浑浊，低眉顺从但微含倔强的模样。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来到相隔几百里外，跨越二省的运河末尾钱塘充当传授泥塑师傅的。起因很简单，在文革刚结束，蕴藏在人心的活力开始苏醒，喜欢外跑尤其钟情杭州的宜锡常人群，频繁地出现在西子湖畔。那时，个人旅游无从谈起，要出来，大多找个理由。街道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组织，多种职能赋身，套居俗话“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枚针”的针
股眼，你要挂什么线都是名归姓实。特别街道当时普遍面临大量的回城青年的求业安置，那么如何大力发展街居经济，更多的
纳青年就业是重中又重的任务。如何办？取经验学方法是最为便捷的路径。于是城区间的在这方面的经验交流成为一个时尚。无锡市惠山街道余书记是个充满精力、思路开拓且十分热情的
情中人。他好客豪
，喜欢热闹和追求新
，又不安心现状，能力强敢于“摸石头过河”（后来他犯错误受处理与这种个性有一定的关系）。他率先组织了居民小组长以上的干部共一百六十多人浩浩
来我街道学习取经，此事对时值还相当封闭的下城区（我街道所属上一级）甚至整个杭城城区都是不小震动。受此影响，接下来下城区各街道也纷纷组织外出取经，形成一股对口联谊的热。（这个传统应讲至今仍在持续，街道间的年会和各种协会、探讨会及各项活动还在火炽进行，当然形式和规模已不能昔比）。试想，从未出过市的基层人员，能如此外出学习取经，实在是众所拍掌的好事。来而不往非理也，我街道也立即积极响应，委派一批批人员到各地对口交流，建立友好街道，开展经济合作。高师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请来我街道传艺的。他家住在惠山街道，惠山街道是无锡泥人的发祥地，也是生产和经营的中心。惠山街道其实无论规模和居住人口、经济总量都与我街道不好比，是一个相对小的街道。但余书记自视很高，是当时街道这股
的领衔人，他要输出他的产业，无锡泥人产品首当看好。但我们街道视这种玩意儿的东西并不很在意，因为那个时候旅游产品还没有市场，群众的消费观念根本还未顾及到除了吃用以外的工艺品物件。出于礼貌或作为来来往往交流的一项成果展示，也接受余书记的慷慨，组织五六个人，设了个小组，请余书记派人来传授制作无锡泥人。就这样，高师傅带着他的“戒子婆”（无锡人称，即老婆）一起来了。我当时是工业公司经理，泥人组设在我治下，我是主管。从联系，开办，找人，请师傅及资金材料场地等等都一手
办，包括来的人生活安置。在与高师傅夫妇接触中，我了解，其实高师傅原本不是从事此行业的，这里涉及到中国文革极左时期的一椿十分荒谬又祸害惨重的事件。大约在七十年代初，也就是当时的一号文件下达不久，辽宁省辽
市为疏散城市人口，率先提出“我们也有二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创举。开始是针对城市里无业的，把他们驱散到农村，安置到公社生产队劳动，自食其力。其实由于文革对生产的破坏，经济一片萧条，除大批青年人上山下乡外，仍不能解决
益增长的劳动力，就以此方式来减轻城市谋生的压力，把困难抛给农村。此经验经中央推广各地，且越演越烈。许多城市将所谓的“内控”人也列入下乡名单，举家搬迁，上演了古今中外都罕见的运动。江苏省革委会为讨好，尤其卖力。他们下达任务、设置方案、制定名册，组织动员，集中将宁、锡、苏、常、宜、杨、镇等中心城市的所谓闲散人共二百多万，敲锣打鼓，
戴大红花，光光荣荣用机帆船一批批送到苏北盐碱地自食其力！那光景，整个苏南沉浸在浩劫之中。设想祖辈世代居住在城里的人，整家搬迁，生活起居的硬软物件，要变成能装载携带的行李，且数量限止，准备时间只有三天（包括办理动迁的一应手续和亲朋之间必要的告别），你说该这么个
字。当时如果有投资的理念，那怕是一套租传的红木家具恐也只要几张
票就能拿下，说不定对方还千恩万谢呢！高师傅家也是其中一户，他是塘瓷厂老工人，在着
车间作彩绘的，还是一个把桌师傅。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前题下，行业专家都不屑一顾，区区手艺人更不在话下了。他是在上班时被车间书记叫到办公室的，宣布被光荣地批准加入到农村创业革命队伍，还当即让他写了份“自愿要求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申请书”（当时动员都强调要自愿报名）。三天后，他带着在街道工厂工作的老婆和二个尚在读书的女儿（大儿子已成家，幸未中选）披红戴花落户到盐城农村。我曾经问过他，是什么原因会遭受此故的。他吭哧吭哧地咕罗了半天，二只
大的手掌不仃
动就是讲不出就里。还是旁边心直口快的高师母讲了句“老实木头，代人顶数的！”在加强纪律，革命无不胜的计划经济年代，作为政治任务各单位都有完成指标额的。但总是捱上“条件”不可能八字没有一撇会轮上的。此疑团在我吊唁空隙与他大儿子谈起时才得知是阶级出身。原来他从小过继给大伯，大伯是地主，高师傅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混进工人队伍的异已分子，真还不能一个老实就可解答。不过顶数也是可能的，原本普通工人属可去也可不去，不是硬杠杠，单位为完成指标被列入，自己又不抗争，因故也就明了。社会大的冲动事件，只要尘埃落地，他的负面效应也就出来了。特别是波及大量城市人口外迁，民生诸问题是日常面临，引发的矛盾就多方面的了。如户籍、入学、生老病死、就是原初设想的劳动谋生不吃闲饭也不是那么容易。苏北本身就是生产率低，自然界条件差，社员分配微薄，许多地方养活自己也难，呼啦啦来了一大群城里人，说白了是要在他们口中刨食，当地原住民的抵触可想而知。盐碱地开荒更是一项得不偿失的事，土地贫脊，投入巨大，要的在短短几年里自力更生是根本不可能的。随着原属地方政府的补贴
益减少，这些人的起码生存都出现危机。文革后期，许多人实际上都又偷偷回城，特别是年轻人，街巷里弄到外能见到他们无奈和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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