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过不惑之年，为政二十八载，吃了多少不用自己和他人掏
包而让“公家”买单的“官饭”已无法做出精确统计。他人请我的“官饭”记不清了，我请他人的“官饭”倒可以估算一番。平均每月5顿，到如今已有1，680顿。保守计算每顿150元，共花去公款252，000元。这些钱，足以盖一所不错的小学。想来罪孽深重矣。
平生吃的第一顿“官饭”我记忆犹新。那是1976年三月二
，一年一度新兵入伍的日子，由大队（现在叫村）花钱，摆了一桌送兵宴。这顿饭虽然用的是公款，但他赋予很深的意义，既有政治上的，又有感情上的。因此到现在，我仍以为那顿饭该吃。虽然这顿饭该由谁来掏包值得商榷，但给家乡的有志青年卫国戍边壮行，吃顿饭——值。就这样在大队工作了三年，我便吃了三顿这样的“官饭”也仅仅就这三顿。1980年读书回来，到公社（现在叫镇政府）工作，也吃过“官饭”每年的元旦，机关搞团拜，结束时全体干部要吃一顿年饭，大家叫它会餐。确切地说，这顿饭是领导对同志们一年的工作和付出表示的慰问，是对大家的奖赏。那时没有奖金一说，除工资外机关干部别无所得。现在看这顿饭也该吃，大家辛辛苦苦一年，放松一下，搞个宴会很正常。就这样，在公社工作了三年，吃了三顿这样的“官饭”有仅仅这三顿。
到了1983年，一股恶风骤起，公款吃喝盛行开来。一时间，到处可见用公款吃喝展开的大赛。单位之间，朋友、同学、战友之间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城乡上下洋溢在一片吃请之中。有
由的吃，没由的也吃，没故事编个故事吃。仿佛地球就要毁灭，人类就要升天，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吃他个昏天黑地。此时，已是一所之长的我，手中稍有权力，年可支配资金4，000元左右，也自然淹没在这请与被请的恶
循环中，尽情地享受了一回。凭着年壮的体魄，大有上梁山入伙的样子，豪吃豪饮了三年。1985年，在职上学，没了“官饭”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倒也自在了两年。
1987年，又回到原单位工作，职务得到了提升，权力稍增，年可支配用于吃喝的资金超过万元。于是乎，用公款招待“官饭”慷慨大方了五年。
1991年，由乡镇副职领导升为正职领导。随着权力的增长，可支配用于吃喝的资金也增加了，不再是区区的万元，年可高达两三万。心浮气躁的我，酒地花天，纸醉金
，着实又抡了8年。心中明知这是败家的勾当，是丧心病狂的作为。而后，回城赋闲，少了许多应酬，没了请“官饭”的权力。开始，心里空
的不好受。经过时间的打磨，才顺过架来，头脑逐渐清醒，心也塌实了，深为不再败民众的家而感庆幸。吃了这多年的“官饭”说实话，内心却也充满着矛盾。酒酣时，亢奋不已，仙胎神体，飘飘然没了自我；酒醒时，也着实害怕，常常身出冷汗，真的怕有一天，民众起来，怒目圆睁，忿忿然管我要“官饭”钱。
时至今
，这“怕”仍跃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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