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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求生存
 民办教师岗位上下来后,二哥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二哥已经在教师的岗位上干了十多年,证书得了一大堆,马上就有可能进高级,转为公办,端上所谓的铁饭碗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可不想因为生了二胎,被开除了。大家怎么也不明白,像二哥这样看重自己职业的人怎么会因为超生问题而被下岗,这说来真有点话长。

 二哥是1986年当上民办教师的,那时工资很低,可据说民办教师干好了,干久了就可以转公办,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二哥兢兢业业地在三尺讲坛耕耘,把自己十多年的青春无悔地挤兑成半生清贫,喜滋滋地做着转为公办教师的梦。好在子也是民办教师,两个的薪水加起来就和一个正式工差不多了,日子在紧巴巴中似乎过得还有滋有味。

 可是,二哥头胎生了个女孩,在这重男轻女思想还很深蒂固的乡下,二哥在别人眼中总显得不完美,特别是年迈的老父亲总是唠叨着家中的香火不旺盛,令二哥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二哥遇上贵人了。二哥一位朋友在乡里当上了计育办主任,听说了二哥的苦衷之后,主动找到二哥,愿意帮忙给搞到一张二胎准生证。这岂止是天上掉馅饼?简直是祖宗几代修来的德吗!可按照二哥的情况,办二胎准生证,是不合当时的政策的。怎么办呢?还是当主任的朋友灵通,知道钻政策的空子。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人们的眼里不就是一个概念吗?于是他就移花接木地把二哥的身份在申报材料里改成了代课教师,然后很顺利地帮二哥搞到了那张二胎准生证。很快,儿子就出生了。终于,二哥能在左邻右舍面前抬起头来了,日子过得比以前滋润了很多。

 然而,两年后,新任县领导上任,开始大规模地清退民办教师,就是这场风把二哥给刮下来了,开除的理由是二哥的准生证是骗取的。和二哥一起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有六百多人,他们大部分是由于超生问题。所幸嫂早已经转为公办,不是这次清理对象。得到二哥被开除的消息之后,家中像遭了难一样。那些衣食无忧的人当然不知道一份职业对于二哥的一家有多么重要。没有了它,二哥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又要怎么开始。此后,二哥和许多的民办教师一起开始了漫漫的上访路。一次,二哥上访途中经过我读大学所在的城市,晚上宿在我的宿舍里,我们聊到深夜。我冒昧地问了一句:“哥,你不教书难道就不行吗?”哥无赖地摊开双手说:“我教了十多年的书,除了教书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再说对教书这份职业,我已经习惯了,一旦要我另谋职业,我怎么放得下?”

 夜很深了,我还是难以成眠,从宿舍出来,站在学生寝室楼的走廊上,望着都市高楼上闪烁的霓虹灯,我思绪万千,两行泪水悄然滑落眼角,不为哥的,为普天之下弱势群体的。不知道是怎样送走哥的,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心很冷,为这冷酷的人世透心凉。

 上访的路很漫长,但二哥终于没能坚持走完上访这条路,放弃了。接下来的两年,二哥在一所民办学校担任校长,继续着他的教书生活。可二哥的情绪很低落,毕竟民办小学是办一天算一天的,哥无法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人生追求。无聊的时候,二哥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牌桌上,在一局一局的牌场里消磨自己的理智。慢慢的,二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越来越大,生活习惯越来越差。

 假期中,回家见到二哥,我突然觉得二哥多么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为了生活能过得好一点,风里雨里咬牙,茶里饭里自苦,可是幸福就是离他越来越遥远。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好男人,就这样变得无聊透顶、无所事事。

 悄悄的,一种家庭危机向二哥袭来,嫂嫂开始对二哥不满起来,家庭小冲突时常发生。嫂嫂不能容忍哥经常打牌,有时深夜不归。

 战争终于升级了,在一次大哥打牌一夜未归之后,嫂嫂终于大爆发,两口子大吵了一顿。嫂嫂歇斯底里地指着哥的鼻子骂道:“你看你现在还像个人吗?死无志气,当时瞎了眼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二哥也失控了:“他娘的,你现在看我没了工作,配你不上你了,你滚…给老子滚得远远的。”“呜…这日子我不过了,我们离婚…”“离就离,别以为老子不敢。”就这样,小两口一直闹到民政办,好在二哥的大舅子在镇政府上班,民政办的工作人员及时请来他们的大舅子,好说歹说,婚总算没离成。

 日子虽然又趋于平静,但二哥的日子这样过下去真的不行,他得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才行。二哥终于斩钉截铁地辞掉那份工作,准备白手起家,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选择怎样的行业呢?当时,老三在哈尔滨做箱包生意,于是大家都劝二哥去哈尔滨搞箱包批发,但搞箱包批发需要一大笔钱,哥一个教书匠,能有多少积蓄,况且,为了民转公,哥嫂为捞文凭,买城镇户口,已经差不多花去了他们几乎全部的薪水。为此,二哥几乎利用上了家中所有的亲情关系,好不容易凑足了十几万元。就这样,二哥开始了他的闯关东之路。其时已经到了2002年,老三好不容易给二哥在箱包批发城盘下一个门面,转让费给了对方五万多,了一年的租金,一起就花去了十多万,二哥进货的钱都不多了,还好店勉强开业了。二哥做的是女包,女包的生意其实很难做好,二哥在这一行里刚涉足,不知道其中的许多奥秘,于是生意一直没有起

 转眼到了2003年,那一场令中国人刻骨铭深的非典几乎让二哥彻底破产。非典发生后,各大中城市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大街上少有人走路。二哥的店每天都在亏损,一个月要亏损好几千。手头已经没有多少动资金,店中的货一点都卖不掉,每天盯着他们,就像盯着一堆垃圾。“怎么办呢?怎么办…”非典过后,在单位我接到二哥的电话,二哥的声音显得很苍老,几句寒暄之后,二哥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向我提出借钱的事:“老五,能不能给想点办法,给我借一万元钱过来…”我知道二哥开这句口已经很不容易,我当然不能拒绝。可是,当时我因为刚添了小孩,手头并不宽裕,好不容易才给二哥凑了六千元。打钱过去时,我对二哥说:“余下的再想办法…”但二哥连忙拒绝了,说已经够了。后来,我就很少跟二哥联系,但听说他的生意有了起

 两年后的节,二哥回老家过年。听母亲说,二哥这两年的生意做顺了。我们一家人团聚,热闹地围着一团火,二哥显得满面春风,俨然一个大老板的样子。闲聊中,二哥讲起了他几年来辛酸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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