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了
母亲从乡下来，来了就唠叨我的婚姻问题。如果是两三年前，我肯定会有一堆道理和她讲，例如婚姻的质量，人与人的和谐，家庭的完整不在于形式而在每个成员的认同程度，直到她觉得我的观点正确而不再说话。但是今天，当她再谈起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只静静的听，因为母亲老了，她喜欢唠叨，唠叨已经是一种需要，也许根本没什么目的，她的目的只希望我过得好。我婚姻的失败对母亲是个巨大的打击，她为此
过很多泪，这是我对她的愧疚，她虽然也表示对我的决定很理解，但最终她还是伤心过，很伤心。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也没有风云变幻的生活，直到如今爬满一头华发，她仍然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百姓的一员，倘若她走在人群里，你肯定不能把她和别人区分开来。但是当她平静的养育了七个儿女后，在我心里她已经成了最不平凡的人。她一辈子奋斗的目的全在于为儿女的安定幸福的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母亲一辈子没有自己，只有儿女。母亲没文化，至今写不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她的心里没有任何豪壮的社会理想，只有心中写满做本分人的道理，还有一片最朴实的爱。
我曾经是母亲最大的骄傲，因为自己唯一的儿子成了公家人端了铁饭碗。尽管如今这社会吃公家饭的人像羊群一般的多，吃得比我瓷实的人多的是，母亲还是很因为我有了公家的差使而在村里骄傲。但是我却没能给她以应有的回报，母亲不需要我给她物质的享受，只要她有活干，那就是她的幸福。她勤劳了一辈子，从不觉得苦，
茶淡饭吃得，补丁衣服穿得，地里每样活做得，家务也看成自己理所应当的，所以她每天在忙，有时也忙的没有什么效果，但她还是忙，没什么可忙心里就发慌，所以父亲在世时半玩笑的骂她是穷奔波的命。后来我婚姻的失败使她的忙碌没了方向，灰了她的心，我没有能给母亲回报应有的。我很无奈，也很惭愧。母亲来了，来了就整理我的家，整理完就问我那些穿破的衣服鞋袜都放在哪。当我说都送给别人了时，她沉下脸来，因为她知道送是扔了的借口。她曾安顿过我，穿破的东西不要随便扔，补补自己不穿送邻居亲戚，他们里还有穷人，但是我却常常不记得收集这些，新时代的人，很难懂得那些过来人对贫穷的认识多么深刻。其实现在农村人也未必见的还会穿打了补丁的衣服鞋袜，只是因母亲觉得我们穿旧的那些衣物都是好料子，丢了可惜，
补好了总有它的用处。得不到我的答案，于是她自己去找了，不大工夫就从某个角落找到一堆，这都是被我忘记了的。她高兴了自己的收获，摊了满
做起来，一做就是两三天，等做好后拿来在我面前，说你看看哪件是不能穿的。的确，在母亲的亲手补下，这些曾经破旧的东西委实没有不能穿的，尤其是那些旧鞋旧袜，洗过水后几乎和新的没什么区别，母亲将了我，自己高兴的
出笑来，这是我近年难得见的她的笑容。母亲是三十年代生人，出身一个大家族。据母亲讲，他们家在那时有三四十口人，光是做饭的佣人就四五个，女人们每天起来所做的事无非是梳洗打扮，男人们则在外收租放贷，一年里收的粮食金银堆在库房里如小山一般多。但是那是个动
的年代，土匪闹得凶，还有地方军阀敲诈勒索，所以不久整个家族就败落了，于是母亲跟随她的父亲——我的外公一起迁来本地，母亲有着极好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她仍然能清楚讲到四五岁时全家迁移的经历，记得她所经过的村庄和给过她救济的那些好心人。按我的习惯想法，出身于大富之家的孩子，富家小姐，好吃懒做是自然的，但是我的母亲却是第一的勤快人。
母亲十三四岁时就嫁给父亲，父亲那时也不过十几岁。他们夫
结婚后就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所有重担。在那个时代，十几岁的孩子成家立业担负家庭重担的现象很常见，只是我的父母亲比别人格外的勤劳。后来全国大解放，共产
当政了，要实行土改，建立合作社，成立生产队，原来的自由生产方式被抹掉了，农民比原来更加忙碌。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现这种集体的忙碌生产效率并不高。人都有惰
，既然大家同上山同下地秋后的收成按比例分配，懒的思想是难免的，人们也就创造出种种偷懒的方法。我的母亲却因勤快得到生产队的信任，于是队长将最需要苦力的活计分配给她——帮生产队养猪。队长下了任务，却拨给极少的粮食，二十多头猪的喂养全靠母亲每天下地打草。秋天快来的时候母亲更是格外的忙，需要积蓄冬季的猪饲料。每到秋季，几乎整天见不到母亲在家了。我的五姐是这项事业的最大受害者，母亲要下地打草了，五姐没人看管，但是五姐已经学会在地上爬了，不能任她随便
爬，母亲央邻居的李姓老婆婆帮忙照看，可是时间长了那婆婆就不愿意了，母亲只好将五姐用带子拴在炕上。母亲一下地上山就是大半天，五姐看不到母亲就哭啊哭，爬啊爬，嗓子都哭哑了，挣不
那
绳。等母亲回来的时候五姐滚了满身的土，哭累后自己睡着了，眼泪把衣服都打
了，母亲抱着五姐流泪，但是第二天还得照样去地里山上，这喂猪的活儿一干就是十几年。我小的时候，常常见母亲早起晚睡，并不明白就里。后来慢慢知道了母亲辛劳的原因，便也和姐姐们一起下地打猪草，但我们的帮忙没有减轻母亲的重担，她又给自己找了别的活干。那时候如果做的好，生产队允许喂一头自己的私家猪，于是母亲在院子的角落另建圈落。那时家穷，做圈的木料要四处找，盖顶的石板要去石场打，父亲为生产队放羊没时间来帮忙，我们孩子们都还小，打草还多少能帮个手，找木料背石头母亲不放心，况且几个姐姐都上学，只有放学后的一点时间，所以建圈养猪的事全靠母亲一人做。猪圈做成后，母亲害了一场大病，睡过四五天，就又开始忙活了。母亲在新建的圈里另喂了两头猪，这事招来别人的非议，说母亲占公家便宜，肯定是用集体的粮食喂自己的猪，其实那点粮食是有限的，喂生产队的二三十头猪就垫不起牙，哪还有多余的养自家的私猪呢。别人有议论，母亲不说什么，只是起早贪黑的做，下地采草，上山捋榆树杏树叶，一背一背的往回背，一筐一筐的往回提，常常见她两把绿手站在猪圈前看猪吃食，满面的笑
。那些猪吃的
实，长得肥壮，倒是我家的猪并不见得比生产队的好。秋收结束，生产队要赶猪去完任务，母亲站在离去队伍后面掉眼泪。她是看着那些猪长大肥壮的，自然不舍。等到生产队送任务猪的人回来后，母亲叫来队长，指着自家圈里那头较大的猪对队长说，那头是我为队里喂的，杀了各家分点吧，另外那头我卖了给孩子们做件衣裳。队长就愣在当地了，别的社员也知道了这消息，曾经议论是非的那些人呲牙裂嘴的表示尴尬。最终大家也就接受了这建议，心里感激之后秘密的杀了猪分了
。在今天看来，吃顿猪实在不算什么，但在那时，过年买点都是要有票的，最多一家也就三两斤，少的甚至要用两来衡计，所以买时即使差一两半两都很计较，私自杀猪吃那是根本不允许的，好象当时有很严的法律一样。母亲送给队里的猪算作好饲养员的奖励，是她付出了额外劳动换来的，并不违反当时的规定，但也须秘密进行，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没人愿意惹事上身。母亲的努力使我村的社员们就比别的生产队多了一段时间的好伙食，不但过年菜里多了些须，连正月的饺子也能做成带馅的。这也使母亲受到村民的尊重，她不需要社员们什么回报，只希望大家都过得好点，她的心在任何人跟前都是最公的。至于剩下的那头猪，母亲会卖掉，那时不允许私自
易，都是卖给公社了，价钱很便宜。我家孩子多，各种用度也多于别家，虽然母亲的辛劳能喂得肥猪，确实是吃不起，但是终归我们姐妹可以比别家的孩子多一件花衣服，也就抵消了没有美食的遗憾。接着的另一年，母亲仍然继续着她的辛劳，再不会有人怀疑她的私心，所以母亲劳动的愉快也多了，似乎她从不知道疲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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