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内容提要]“你的身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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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八月已经过去,九月随着一阵一阵的秋风来到了北京。淡淡的云,红红的霞,高高的天空。北京的烤鸭有多香,北京的商场有多忙。满街人来人往,热闹异常…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在这段凉爽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同钟表上紧的发条,昼夜不停地旋转。书桌上摆满了一大堆我已经撰写的文稿,一共10篇,全是散文随笔。也许感觉很有成就感,我的心一直沉醉在一种久违的胜利与自豪里。当然,这有点阿Q精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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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按照?P洛伊德的意思,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幽暗的花园,这花园里惟一一间闪亮着光的木房子,它细小的光亮,照耀不到四周广袤的黑暗。说实在的,我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至今还一事无成。我写那几篇文章又算什么?周围的一切,还不是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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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洛伊德说得多好啊!
好几天都不见我去公司了,杨小小很纳闷也很惦念。她拨打了钟离东的电话。
“李湘辉呢?”
钟离东开了个玩笑“他呀,回湖南去了。
“是…是吗…”杨小小一颤,差点没握住话筒,眼泪差点滴了出来。
钟离东感受到了她的震动,笑了“逗你的。他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不成,还说当自由撰稿人,搞几天写作。这不,这几天听他说写了10篇随笔。今天准备到一家小报去应聘…晚上,你过来吧。”杨小小既不安又兴奋,眼泪又掉了出来。
的确,对我这样不安分守己的人来说,总是会寻找机会的。干推销于我,也的确勉为其难。就是杨小小自己,在这家公司也快坐不住了。她那内向的性格不太适宜这项工作。尽管她兢兢业业,每月也才300元工资,老板这时不段发出要“劝退”她的信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了,让她回去。她心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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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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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了。她很想找个人倾诉倾诉。
我的确要去一象报社应聘了。当时我在华堂商厦推销的时候,有人在那儿放报纸,我要了一份。原来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但已有10年创办历史的行业报纸,现在要改版。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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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变化的市场,他们急于招聘一批“有志英才加盟本报。”这不,为了扩大影响,这家报纸在北京各大商场免费发放试刊报样了。
1994年的仲秋北京,街头很是热闹。每天除了堵车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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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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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和各大商场喋喋不休地打商战外,就是铺天盖地包罗万象的广告和广告方式,报刊、电台、电视台和街头人行天桥、电线杆及公共厕所的墙壁上,各式各样的广告充斥着视野,灌满耳鼓。还有许多公司堂馆、民办学校等,干脆就印刷一些报样广告,派人直接在街头发放。有一个月,我接到手上的小广告纸,竟有几本书厚。像这样四开十六版的报纸,也不惜血本将报纸送人,为的就是“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
我看了这家报纸的招聘启事,对他们要“招聘若干釆编人员”一项很感兴趣,虽然启事中强调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我虽然仅是高中毕业,但我毕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我要用自己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带来北京的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200多篇文章去敲开机遇的大门。
那天,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赶,也顾不上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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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当夜赶制了一份简历,并将文章和作协会员证全部复印了。第二天就匆匆赶到朝阳区来应聘了。
接待我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是这家报社的人事部长。
“你的身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我是外地来的…”我似乎答非所问。我知道自己那个高中毕业证书是绝对不行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高学历的人实在冭多,随便在街上问一个人,十有**是大学本科生。这个地方文化密集程度可以说是全国之冠,在全世界也久负盛名。相形之下,我算什么东西。
人事部长不耐烦了:“证件,拿出你的证件来!”我急忙从包里拿出一沓复印件的作品和省作协会员证。“您看,这些东西可以吗?”人事部长眼珠子可怕的一翻,说:“我现在可没功夫看这些!我要看的是身份证、毕业证和在京务工证!如果没有的话,等有了再来吧!”说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挥,叫下一位进来。
我还没有机会拿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协会员证展示自己的才华,就灰溜溜地被轰了出来。我的计划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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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了。
我很失望地走出报社。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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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一刻我的信心全都丧失了。“学历,学历!户口,户口!”我愤恨地自言自语。走到宣武门,看见新华社那高耸的灰玻璃大厦,我忽然有一种要想爬到那20多层楼顶再跳下来的冲动。我不承认自己的智商和工作能力比一些大学生差,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到那灰色大厦里去工作,只是我的运气太差。我少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多少年来,积淀的苦楚,使我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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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哭一场的感觉。
在这里,没有人会轻易承认我。他们不理解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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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地拒绝了我。人事部长那双可怕的眼睛,在我的心里又闪了一下,令我打了寒颤。杨小小的笑脸就在这个时候浮现出来。我纪起了那天我和杨小小在街上见着的一幕。
那天和杨小小信步走在大街上,我们看见新建大厦顶着巨幅的广告高耸入云,街上并行着轿车、摩托车、公共巴士,喧闹声依然嘈杂异常。这时,一个傻乎乎的女人从街口窜出来跑着、跳着、大笑着,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地往前面狂奔,有人驻足回眸,有人视而不见。杨小小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吧,就站在我们面前,前不久疯的,真可怜。”杨小小叹息着。
“澳,难怪好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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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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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我惊愕地说。隔一会儿,我好奇地问:“她是什么疯的,上次我看见时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疯了呢。”
“听说她那男人喜欢‘修长城’,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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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债,后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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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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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肯,男人就打,女人提出离婚,男的不肯,便把她锁在屋里,这样的折磨不疯也会气死。”杨小小幽默地说。
我想到这里,喃喃地说:“我怕也要变成疯子啊!”便去拨杨小小的电话,却没有人接。才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
东方一笛一开始就不赞同我把兴趣转移到“新闻”上来的。他说:“新闻很无聊。你一旦塾悉这一行业,就会发现真的好无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一是同一题材抄来抄去,二是同行之间又那么犯忌…我厌烦死了。真的,还不如闭门做学问,写小说当作家,或者出国混几年。”
东方一笛讲到这里,又望了我一下,说:“你倒可以去北京的胡同旯旮里转转,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里倒还是有些真实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素材,然后在文化圈子里结识几个人,有人提携你的时候,你就有希望了。”后一句,东方一笛强调的是我这样的人成材的“关键”是鼓励我去钻研人际关系学了。当然他说的有他的道理。
可我却不以为然,这当然我也能从中感到他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到北京以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东方一笛这些年变了许多,有一种玩世不恭、傲视一切的神态。这次国庆45周年庆典活动之后,他更把现在的中国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一味的歌舞升平盛世,中国人的忧患意识那儿去了?他似乎一副优国忧民的味道,对现实充满着悲观。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理想栖身之地。现在他在补课,在“充电”准备考托福,然后去美国或者欧洲箅了。然而,油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对于我,当前最要紧的是尽快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尔后才有可能大张旗鼓地去做“自由撰稿人”征服北京。但总的说来,此时的我已经喜欢上北京了。
只有钟离东对东方一笛的话漠然视之,从不评论。有几次,我要他发表“高论”他总是漠然一句:“我是小人物,只做小事情。所以说的话也是小人物的话。”东方一笛也知道钟离东不喜欢他的“论调”便在这个时候把头扭过去,不看我们。
我实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带来的钱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经花完了,现在是钟离东用他那并不高的工资来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和零用钱。这样一来,这间可怜的小屋身价已经涨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时的月工资了。今天钟离东领了工资,便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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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张“老人头”扔给我,这是给我的“零花钱”
我默然地收起了钱。没有说“谢谢”说也是废话。我和钟离东之间,不是一句“谢谢”能够可以表达的。这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之间,能够达到我与钟离东这样默契、这样真诚、这样纯洁的话,实在是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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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角了。在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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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琉的时代,金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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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了人间许多人的善良与真诚。在城信与友谊纯度大减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与钟离东了。东方一笛做不到这一点。“人生难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感叹道。
但我明白,虽然我没有一些负债感,但却又因此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不辜负朋友的责任。我如果不努力尽快改变现状,只会给钟离东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因此拖垮他。对于花钱,我开始不像刚来时那样毫无节制,而是变得谨慎了,甚至准备戒烟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给杜鹃红的那三万元钱,想起了她的来信。杜鹃红呀杜鹃红,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这个名字。当初唐姨知道我给杜鹃红借款并决定自己承担那份高额利息时,恨得直磨牙:“你这个傻瓜,我要是你的亲姨,非甩你几个耳光不可!”
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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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早已胜过了那份血缘关系。就是我李湘辉与情人的销梦,也能说给唐姨听。在我心里,我感觉她比自己的母亲还好。
虽然,我不是说我母亲不好。在我心里,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农家妇女。她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高铃的公婆(也就是我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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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照顾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儿女,可谓重担在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粮还得靠挣工分换取。重活生产队不派我母亲去,干轻活时间长,挣的工分却少。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天忙碌于生产队的事,常常是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母亲独自一人承担了。母亲为了全家能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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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一有空就到家里的自留地里锄草、上猪粪。她琢磨着种些既长“头发”又生“蛋”的菜来帮助家里人充饥,如红薯、南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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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的红薯殃、南瓜藤用来当菜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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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薯、南瓜掺面蒸当饭吃…有时为了给我们调口味,就把红署切成丁和米同时倒进沸水锅里煮成红薯粥,或把南瓜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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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和些面做些南瓜蒸菜。我母亲有个习惯,即饭菜做好以后,总要张罗一声:“你们先吃饭。”我们便吃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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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便颤颤颠颠地走过来对我母亲说:“你快去吃饭,我来喂猪。”我母亲这时才去吃那剩下不多的饭菜。
母亲把红署和南瓜视为家人的“救命菜”记得有一次,调皮的我到自留地里转悠,看见南瓜藤爬在红薯殃上,担心不利于红署生长,便四回家拿来镰刀,一袋烟工夫就结束了挂满灯泡时的南瓜秧的命。一向外弱内强的母亲,看见南瓜被砍得一片狼籍,心如刀剜,脸上的平和顿时全消,眼泪潸然而下,埂咽着:“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菜’啊!”当我听了母亲这句发自肺腑的伤心话时,十分懊丧。
母亲足是个持家能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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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细算,靠卖鸡蛋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书,靠积攒分分角角的钱换取油盐。母亲一生多磨难,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如今,母寄已近花甲。每当想到那满脸皱纹的母亲,心中总是不能平静。母亲啊,在你身上至今仍延续着中国的美德:尊老爱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母亲非常坚强。因为坚强,母亲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因为坚强,母亲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关爱有加,让我们苦中有乐。
在我头脑里,一会儿是唐姨,一会儿是母亲,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叠映着…我们无法说请对我来说她们谁对我来说占的份量大还是小,因为她们都是我最尊敬的人。我过去一向认为,我与杜鹃红的恩怨,不能都怪唐姨这个“介绍人”可以看得出,唐姨总觉得对不起我。
我向唐姨解释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把金钱看得那么重,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果这样的话,生活就缺少了自然的乐趣。面对我的固执,唐姨也只好默认,不提了。
可如今,我受到了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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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真的,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如果有钱,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一所大学续读书,或者自己专心致志去搞自已的文学…但是,现在钱给我直接的概念是:为了生存!我现在是为自己谋生存而渴望钱了。
我渴望找到一份工作。看到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那样轻松,那样自在,我甚至怀疑自己这样活着值不值得。有时我也想像海子那样结束自己,这样的话我也许会一举成名。但我反而又想,这样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自己死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李湘辉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啊!
我又想,人与人其实一生下来就不平等。你看,在钟离东他们公司,有一个北京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干,就因为父亲是高干,公司里接纳了他,让他专门守传达室,每月工资却2500多元,比钟离东这个正牌大学本科生毕业的还要高。我当初也憎恨这种现象,憎恨社会上许多不平的现象,总认为这是**。但憎恨也好,你说**也好又如何?并不因为有人憎恨,这些**现象就减少了,结果是反而增多了。这样一想,反倒理解东方一笛的情绪和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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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是啊,在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我想,大家本来都是一样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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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差别而已。可是,因为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以后的人生舞台上,角色的扮演就大有区咧了。一个农民子弟,拚命地读书就是想考出去,想把户口搬到城市;可城市的娃娃呢,一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奋斗的历程与艰辛因此却大大减少。临到大学毕业,择业时又因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同,同样的优秀人才却又有不同的遭遇…
城然,我还是赞同靠后天努力,靠自己奋斗而改变这才是公平的。于是我自已,也正开始这样的奋斗,这样的历程。
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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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采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溜达,满脑子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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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知不觉,来到了**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天空中那几只游弋的风筝,似乎想要飘得更高更远,却因为身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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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牵扯着,它的命运只能在原来的位置上飘动了。可恶!
风筝的命运一旦掌握在人的手里,纵有更大的本领和抱负,也只能徒劳地挣扎。此时,我想起那家报社的那个人事部长,想起了那些只凭文凭和户口上的人,我是不是风筝?他们把握我的命运吗?我自己问自己。
我一直围着**广场走,就那么走。究竟走了多少遍,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我又走到**城搂**像前。我站在**像前停顿了许久。随后,我随着缓缓的人群登上了**城楼。城楼上,我站在**当年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地方浮想联篇,**、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打下的江山如今是什么样子呢?说真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中国正在走向富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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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提高。于是,我又豁然开朗了,便在城楼上特地购买了一个“**参观纪念”证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李湘辉于1994年某月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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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时登上**城楼。
特发此证
北京市人民政府**地区管理委员会
从城楼上下来,我庄重地在**前留了个影。这时,两个外国人拦住了我,请我帮助他们照相。我接过他们的照相机,在镜中窥视他们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无聊的想法,于是把镜头往底下移动了一下,只对住他们的四只脚,按下快门。两个老外连用了两句生硬的中文“谢谢!谢谢!”后就离开了。我感到好笑,也好后悔。天知道底片冲洗出来后,他们会怎样大骂中国人的可恶,可恶之极!作弄了无辜的老外,我仿佛舒畅了一点。这才到故宫门前,在一家公用电话亭再次拨打了杨小小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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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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